心态

　　中日老龄化现状存在差异，我国积极推进新兴养老模式与产业政策

　　4.1. 我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，低出生率老年抚养比迅速攀升

　　我国自 2000 年起进入老龄化社会，老龄化态势日益严峻。根据联合国 定义，一个地区 65 岁以上人口数超过总人口 7%即进入老龄化社会， 2000 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，65 岁以上老年人占人口比例达 7.09%， 标志着我国已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。2001~2020 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增 速不断上升，2020 年增速达 8.30%，年复合增长率为 3.99%。第七次人 口普查数据显示，2020 年我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达 1.9064 亿，占总人 口的13.50%，已与欧美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美国(15%)、加拿大(17%) 已较为接近。中国老龄化程度已超过亚洲平均水平(9%)，与老龄化现 象突出的日本(27%)存在一定距离。

　　人口出生率下降加剧总人口结构性变化，老年抚养比迅速攀升。近二十 年来，随着生活成本提高和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等原因，我国人口出生 率呈缓慢下降趋势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我国人口出生率由 2001 年的 13.38‰下降至 2019 年的 10.48‰，人口自然增长率由 0.7%下降至 0.3%。升的老年人口增加了社会养老压力，老龄化社会进 一步深化发展。

　　4.2. 中国老龄化水平与日本 1990 年代相近，人口基数、文化 观念、老年人支付能力差异等因素加重养老难题

　　中国老龄化程度快速加深，与日本发展状况较为接近。日本自 1970 年代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，二十年内老年人口比例由 7.1%缓慢上升至 11.9%，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28%，当前中国老年人口占比为 13.50%， 整体老龄化进程与日本 20 世纪 90 年代相近。由于亚洲国家老龄化进程 起始晚于欧美国家，且随着医疗条件提高人均寿命延长，中国与日本的 老龄化速度均显著超过其他主要国家。

　　与日本相比，中国较大的人口基数使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。中国是世界 人口第一大国，在与日本相近的老龄化速度下，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进 一步加深经济与社会负担。据日本总务省统计，2019 年日本 65 岁以上 人口总数为 3588 万，同比增加 32 万;而中国 2019 年老年人口已超过 1.76 亿人，同比增加 945 万，世界老年人口中有 20%以上为中国老年人。越来越多中国家庭正面临老人赡养问题，养老成为中国居民普遍面临的 民生问题。

　　“孝文化”与不同老龄化成都带来养老观念差异，日本机构养老的接受 度更高。中国的“尽孝”文化观念影响深远，许多老年人在身体衰老或 有慢性疾病后仍希望居住在原来家中由子女照料，居家养老是最普遍的 养老模式，传统观念强调“孝亲敬长”、“家庭赡养”之重要性。相较之 下，日本于上世纪 70 年代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，至今已发展出成熟的养 老产业。据艾媒咨询数据，2017 年日本特别养护机构达 7891 家，是数 量最多的公立机构。由于较长时间产业发展积累和老龄化社会认知演化， 日本老年人对专业机构养老的认可度明显较高。据内阁府 2020 年数据， 身体衰弱后有 45%的老人想要入住养老机构，仅次于“仍想住在当前家 中”的 56.1%。日本养老机构丰富多样，如政府大力支持的“服务型老 龄者住宅”面向老年人租赁，充分满足老年人的社交需求，同时提供夜 间巡逻、送餐等基础服务。

　　中日老龄化进程不同，使得两国养老制度和产业均存在差距。中日老龄 化进程不同，日本在 1971 年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， 2020 年 65 岁及以 上人口占比超过 28%，中国 2000 年起进入老龄化社会，整体老龄化进 程与日本 20 世纪 90 年代相近。历史进程的不同使得中国的养老产业、 养老制度等与日本有一定差距，尚未发展成熟。

　　中日两国城乡融合进程仍有差距，造成老年群体支付能力存在差异。日 本自明治维新后，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进行，城乡已基本没有差别。1961 年日本开始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制度，70 年代实施国民年金制度。在 1970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之时，日本已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疗和退休金的社会 保障体系。养老金是日本老年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，“国民皆年金”使老 年人能够支付介护服务的费用。而中国社会长期呈现城乡二元结构，城 乡实施不同的社保体系，城乡医保标准差距大。城乡养老金制度的不同 导致两国老人群体支付能力和消费能力的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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